忆往事岁月，不由得回味人生的坎坷与幸运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想离开工厂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，是天大的难事。经过漫长屡投屡退的投稿生涯，我终于发表了处女作，又因撰写历史论文《论曹操》，借调到报社与出版社。

《文汇报》理论部副主任张启承让我参加一个工人理论学习班，两个月后，我被借调到理论部实习编辑业务，指导我的编辑是蔡新春，跟随他处理读者来稿。

(资料图)

在理论部工作一年后，我被储大泓借调到《解放日报》文艺部处理来稿，同一办公室有季振邦与乐缨。干了一年，由叶亚廉借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
这样借调到新闻出版单位三年，至1976年回工厂，我原来担任工会干事的职务已被他人替代，处境尴尬，有点“疑无路”。

正在这时，公司教育科郑科长向我伸出援手，他找我谈心时说：“你的写作能力我清楚，现在公司职工大学缺一名哲学老师，你可以去试一下吗？”

教哲学？我晕了！自己也没读过呀，他见我为难的神色，把一本哲学教材交给我：“你先看一下，一个星期后给我回复。”

回家读哲学教材，第一遍如读天书，什么世界观与方法论，什么思维与存在，什么辩证法与形而上学……读第二遍仍云里雾里，读第三遍才有了点悟性，又把家中的《大众哲学》对照起来读，才知道哲学基本问题，是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，即物质与意识。我记得胡适先生说过：“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”，于是我读中国历代哲学家，再读黑格尔……

一周后，我感激郑科长好意，去上海拖汽公司职工大学上班。当时的洪校长对我是否胜任当哲学老师持怀疑态度，一个没有大学学历又没教过哲学的青年工人，不怀疑才是怪事。

虽然哲学对我而言，比较陌生，但我必须全力以赴，因为事关我的前途，还有郑科长的识拔之恩。我在开学前做了厚厚的一本笔记，记录了中外哲学家的许多妙语与生平故事，我要尽力把深奥的哲学概念，用最贴近生活与最鲜活的事例进行通俗化讲解，仿照艾思奇讲哲学的风格。

第一课，洪校长亲自旁听，我在讲课中有几次互动，活跃了课堂气氛。散课时，我见洪校长脸上有了一丝笑容，才把心放下。

我教的班有30多名学生，有二十岁出头的，也有年过三十的，一半学生年龄比我大。校舍在一家花园住宅内，除了我，还有一位金老师，教专业知识，另一位谢依群女教师教英语。他们两位教的课程比较多，我一周只有两节课，由我充当这个班的班主任。

讲课之余，我与同学们交心，这些学生一方面来学知识，另一方面来补张文凭。由于年龄相差无几，好些学生后来成了我的知己。

期末考试，学生们给了我一个惊喜，我们班哲学总分名列全局职工大学第一，洪校长在会上表扬了我，我也庆幸自己在哲学教师这个位置上站稳了脚跟。

两年哲学教涯很愉快，我还有大量时间写作。1981年夏天，我考进了新闻单位，从此，悠闲的教学生活结束了，常常让我怀念。（曹正文）